“小”空间“大”博物——青岛市博物馆的大学路岁月

发表于中国文物报15年11月24日第7版

作者：史韶霞 

       1959年，伴随新中国第一次博物馆建设的浪潮，青岛市人民委员会发文筹建“青岛市博物馆”。1965年9月，青岛市博物馆在大学路7号正式挂牌开放，如一叶扁舟，栉风沐雨却又坚定执着地汇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文化建设的洪流。

       大学路7号在青岛是一坐特色鲜明的优秀历史建筑，它以三进布局，将罗马柱廊式、中国宫殿式、阿拉伯式三种不同风格的建筑集中于此。至2000年青岛市博物馆迁址新馆前，博物馆的办公和业务领地主要集中在二三进院中，计有展厅3个，总面积550平方米；库房一处，总面积260平方米。办公室大多由依靠主体建筑外墙搭建的临时板房构成。工作人员初为12人，后随着业务工作发展的需要，至2000年增加到62人。
      纵观青博50年的发展历程，如果说2000年以后的博物馆已进入壮年的奋发时期，则大学路7号时期的博物馆打下的坚实基础功不可没。老一代博物馆人在时代的召唤中，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市各行各业的支持下，团结奋进，无私奉献，在大学路7号“小’的空间里，书写下一个“大”的博物馆文化。

       一、“小”展厅，“大”展览

       大学路7号时期的博物馆，社会教育主要为阵地教育，因此，负责展览业务的陈列部成为理所当然的龙头部，而在有限的展厅数量、展示空间里举办紧跟时代步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影响深远的“大”展览，也毫无疑问的成为陈列部全体的共识，因此陈列部经常加班加点、挑灯夜战，精挑细磨展览选题、尽量缩短布撤展之间的时间、不断提升陈列设计水平以弥补空间上的不足，在“小”空间里，做出了多个具有影响力和轰动效应的“大”展览。如1980年举办的《纪念青岛解放30年展览》，不仅学生参观队伍排到了馆外，就连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宋任穷同志也站在普通观众中买票，参观了一个小时，并认真仔细地对其中一些情节进行了询问；1983年举办的《青岛近百年史陈列》，日观众量达到2000余人次，青岛市博物馆因此被市政府批准为文明单位，展览主创人员被北海舰队等多家单位邀请作报告；同年举办的《中国古代工艺品陈列》，精选馆藏汉代至清末的铜境、瓷器、剔镶、文房、刺绣、雕镂共351件展品，从设计到制作均由陈列部一力承担、亲力亲为，精巧的文案构思，精致的形式展示，不仅受到了观众的热捧，更为业内广泛关注。因为在陈列设计方面的突出表现，一直负责形式设计的王集钦老师成为中国博协陈列艺术委员会首届13名委员之一，并多次被聘请至扬州等国家文物局培训中心授课，可谓名满业内，桃李天下。

       除了利用馆藏举办展览，联合办展、借展、接展等也是大学路7号的业务常态，这些品类的展览因为题材的多样性，来源的广泛性、社会性、乃至国际性，在上个世纪社会、文化生活相对不那么丰富的年代里，往往成为轰动全市乃至全国的文化盛事，比如大型纪念性历史人物、事件展览《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图片展览》、《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大型图片展览》、《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大型展览》、《迎接香港回归祖国大型图片展》、《孔繁森事迹巡回展览》、《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图片展览》等，团体参观必须提前预约，否则不是院区被堵得水泄不通，便是馆外公交道路阻断；一些全国性的美术创作展如《“青岛之夏”首届书画艺术佳作博览会》、《“古今名人颂青岛”全国书法佳作展》、《沿海开放城市及经济特区、港口第二届“人·海·情”摄影展》等则因萃取了包括香港、澳门、台北等地书画家和著名书画家吴作人、启功、谢稚柳、徐邦达、崔子范、孙其峰等的精品力作，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书画爱好者；其他诸如《青岛集邮展》、《海外华人华侨现代生活用品展》等，都作为青岛历史上的第一次而被关注和踊跃参与，尤其《海外华人华侨现代生活用品展》征集到了来自日本、美国、法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现代生活用品1168件，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情趣。

       二、“小”库房，“大”收藏

       藏品作为博物馆的立馆之本，大学路7号筹建时期，其征集即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据2000年搬迁新址时统计，当时260平方米的库房中，共有文物108054件，尚不包括44308件革命文物和90836件货币重复品。这些藏品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博物馆人走街串巷的征集，二是海关、财政等政府部门的拨付，三是个人捐赠，其中有明确登记的个人捐赠者即达500余人，捐赠文物8800件以上，充分体现了“藏宝于国”的“大”文化收藏理念。

       与“大”收藏相得益彰的，还有博物馆人在文物征集和抢救中的大无畏、大智慧、大情怀。青博成立的前十年，正是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破“四旧”之风蔓延之时，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遗产面临险境。据时任青岛市文化局局长的聂习文回忆，1966年8月24日傍晚，副市长王云九紧急电话通知，第二天一早造反派组织“思想兵”要去崂山砸庙毁经，聂局长立刻组织博物馆全体人员次日凌晨赶往崂山，将珍藏于此的739函、7718册《大藏经》，分别为明刊本和元抄本的两部《册府元龟》，道教经典总汇《道藏》等抢救回馆。几天后，大家又冒着被“打到”、被“揪斗”的风险，闯进被造反派焚烧的湛山寺，于熊熊烈火中抢救回了《贝叶经》和满满一卡车其他未来得及焚毁的经卷、文物。同样的经历也发生在“镇馆之宝”北魏石佛上，当时，石佛还立在四方机厂的公园内，得知红卫兵要去砸石佛，博物馆人用最快的速度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打倒牛鬼蛇神”等标语贴满了石佛像，因红卫兵不敢破坏标语，从而使石佛亦幸免于难。

       在大学路7号，老同志们会骄傲的叙说每一件文物背后的故事：镇馆之宝钧窑洗进馆之前是农家院里的鸡食钵、中德界碑被发现时倒歪在菜地的水井旁，他们都是博物馆老同志下乡或在五七干校劳动时的偶遇；书画藏品中有许多是当时闻名的大家如俞剑华、崔子范、石可等的作品，他们都因展览与青博结缘，心有所感而诚心托付；在藏品中也有许多以家族名义的大宗捐赠，至今他们的后代都与博物馆联系密切；翻开大学路7号的捐赠名册，其中既有中共青岛市委市政府领导、著名学者、美术名家、工商企业者，也有普通市民、农民、甚至外国友人……与260平方米的库房相比，大学路7号藏品数量是“大”的，而其征集者、捐赠者的胸怀更伟大。

       三、“小”编制，“大”担当

       青博建立初期，只有12个人的编制，承担了全部博物馆的业务和行政、安全保卫工作。因为展厅安全设施不达标，有重要文物展出时，保卫人员夜晚便睡在展厅里。长途运输文物，负责押运的同志为了节约经费，无论几天的路程，都和文物一起锁在装文物的车厢中。正是凭着这样一种无私奉献、勇于担当的主人公情怀，青岛市博物馆在全市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作为一座综合地志性博物馆，青博建立初期，在地方历史资料征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青岛城市历史较短，且长期在德国、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建国后，关于青岛历史发展的史料、资料、图片相对匮乏，为此，青博先后派出多组业务人员赴中国历史档案馆、上海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南京第二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等查找材料，为节约往返路费，大家经常一去数月，呆在一个地方手抄档案，有的同志因为感冒发烧未得到及时治疗而患上心肌炎。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1983年，《青岛近百年史陈列》终于推出，以600余幅照片、500余件实物、42个图表，真实地展现了青岛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此后，该展成为青岛地方历史陈列的一个范本，大学路7号博物馆也一跃成为青岛历史研究中心之一。有关该展的资料被介绍到德国，激起了曾侨居青岛的德国人对“第二故乡”的思念之情，主动联系青岛有关单位捐赠了大量在青岛时期的图片和史料文物，并在1991年与青博联合在德国举办了同题材展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青博编制逐渐扩大，陆续有全日制大学毕业生充实到业务岗位，随着青博学术影响力的增强，青博文化开始作为市政府对外友好交往的组成部分走出国门，先后在乌克兰、日本、韩国等举办了具有轰动效应的艺术、历史类展览；出版的《怀素食鱼帖》、《唐诗画谱》、《琴岛瑰宝》、《青岛市博物馆明清书画藏品》摆上书店的热销柜台；1994年3月，由青岛市博物馆发起，联合全市14家文博单位成立了青岛市博物馆学会，挂靠青岛市博物馆，通过举办培训班、聘请国家级专家授课、举办研讨会和出版论文集、选派业务人员帮助会员馆策划展览和活动等，将全市博物馆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发挥了龙头大馆的领头羊作用。

2000年，随着新馆即将全面开放，大学路7号运出了最后一批文物。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荡涤、即将迈向35周年的青博，迎着新世纪灿烂的阳光，走向了更加开放和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