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蒲松龄（1640-1715），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是《聊斋志异》里诡谲艳丽的狐仙鬼魅？还是屡试不第、困顿书斋的落拓文人？
今年正值这位文学巨匠诞辰385周年，青岛市博物馆《典·阅——馆藏珍贵古籍展》中，一部工作笔记《鹤轩笔札》悄然掀开历史一角，揭示了他鲜为人知的另一重身份——一位曾深入官场、为民奔走的实干幕僚。接下来，我们将从《鹤轩笔札》中的《放生池碑记》，一探一代文豪的为民情怀。
《典·阅——馆藏珍贵古籍展》中的《鹤轩笔札》
幕僚生涯：从书生到谋士
康熙九年（1670年），31岁的蒲松龄应同乡好友、宝应知县孙蕙之邀，南下担任幕宾。彼时，蒲松龄科举屡试不第，生活困顿，此次远行既为生计，亦怀济世之心。甫一抵宝应，蒲松龄便目睹了灾后惨状：连年水患叠加罕见暴雪，“饿鬼僵尸，踵踵相接”，百姓以芦根充饥，挣扎求生。他随孙蕙奔走救灾，代拟《劝输文》呼吁富户赈济灾民，又协助整顿驿站、减免赋税，力图缓解民困。
《鹤轩笔札》中的《放生池碑记》
游幕宝应、高邮期间，他计拟书启、文告80篇，收在《鹤轩笔札》中，其内容多是写给上司省、府及州、县官员与故旧的书札如庆贺、喜迎等，还有部分为官衙撰写的呈文、谕告如赈灾、河工、驿马、征粮及劝民息讼、安民清盗等。而其中一篇《放生池碑记》则让我们得以一窥蒲松龄的足智多谋与悲天悯人情怀。
妙计放生：以“仁政”破积弊
宝应素有“水乡泽国”之称，盛产鲈鱼。自明代起，地方官为讨好上级，特辟二十余亩官塘蓄养鲈鱼，专供达官显贵宴饮馈赠。孙蕙虽痛恨此弊，却苦于无力破除百年积习。蒲松龄《鹤轩笔札》中写道，宝应虽为“弹丸蕞尔之邑”，却因地处京杭大运河要道，官场迎来送往频繁，百姓苦不堪言。 他深入民间后，发现官塘不仅加重百姓劳役，更助长奢靡之风。他在《鹤轩笔札》中愤然记录：“用民力而穷己欲，所需几何，暴戕物命尔乃！”
面对官场顽疾，蒲松龄献策：借皇帝“仁德治世”之名，将官塘改为“放生池”，既免杀生之罪，又堵贪腐之口。孙蕙依计毁塘立碑，蒲松龄亲撰《放生池碑记》，以儒家仁政为旗，行革新之实。
重设于宝应蒲松龄纪念馆的放生池碑
碑文开篇援引齐宣王“不忍一牛”与宋哲宗“避蚁”典故，提出“仁心可由是而充”的核心论点，将放生之举升华为对生命的终极关怀。随后笔锋一转，以排山倒海之势诘问官吏：“举凡钱谷之输将，庸讵有念民膏而抚字者乎？凡刑名之出入，庸讵有得民情而哀矜者乎？工役之兴作，庸讵有惜民力而轸恤者乎？”直指官场贪腐乃民生凋敝之源。
蒲松龄在碑文中赋予鲈鱼以灵性，写道：“鱼其有知，必且聚族而谋……杀身之怨，始有所专归矣。”借鱼喻人，痛斥鱼肉百姓者终将自食恶果。文末更附神话：宋县令禁捕鱼离任时，万鱼化人泣别，以证“善政得民心”的天道轮回。
幕僚日记中的文豪底色
《放生池碑记》被蒲松龄完整记录于《鹤轩笔札》，而游幕宝应、高邮的经历也成为其创作《聊斋志异》的重要素材。一年的幕僚生涯，让他看清了“仕途黑暗，公道不彰”的现实，笔下鬼狐世界中的贪官污吏，多有宝应官场的影子。而《放生池碑记》所展现的“生命平等”思想，更在《聊斋》的婴宁、聂小倩等角色中得到延续，形成跨越物种的人文关怀。
王统照跋
蒲松龄的幕僚生涯虽仅一年，却以笔为刀，在官塘废墟上立起了一座精神丰碑。《放生池碑记》不仅终结了“鲈鱼之患”，更揭示了其文学创作的精神内核——对生命的敬畏、对民瘼的关切、对人性之恶的鞭挞。正如他在诗中所叹：“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消块垒愁”，那些未竟的理想与愤懑，最终化作《聊斋》中永恒的人性之光。
展览信息
典·阅——青岛市博物馆藏国家珍贵古籍展
展览时间：2025年5月1日至8月10日
展览地点：青岛市博物馆东区二楼北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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