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加强博物馆的透明运行

发表于2012-03-22中国文物报3版

作者;王英群

       中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是先人留给全民族的精神财富，属于公共财产，为全民所有。各级各类公立博物馆（以下简称博物馆）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本身具有公共属性，亦为全民所有。全体民众既是文化遗产的所有者也是博物馆的主人，而博物馆只是受全体民众委托管理公共财产的职业管理机构，肩负着文物藏品的保护管理、文化传承等责任。作为公共资源的管理者，博物馆有义务将文物安全、保管、使用以及博物馆运行等情况通过各种途径向社会公众及时、全面、客观地公开，切实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公民时代，博物馆认识到了信息公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经开始从“黑箱”走向“透明”，能够通过新闻媒体、内部刊物、本馆网站将工作动态和藏品信息等向社会公开，但透明度亟待进一步增强。

       现阶段，国内各级博物馆在信息公开方面都有所行动，但透明度与世界知名博物馆的透明度相比相去甚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着报喜不报忧、出现问题内部解决不公开或只向上级汇报、社会公众关心的问题根本不公开，对于一些消极事件迫于民众呼声被动公开等现象。社会公众对博物馆的各项工作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的信息都应该积极主动、全面、具体地公开。国内博物馆中台北故宫博物院信息公开的程度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以财政收支为例，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每一分收支公众都能在政府公益网上查到，详细到雇用了多少人、每一分钱的用途。要成为透明的博物馆就要进一步扩大信息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容，将管理制度、文物数量及保管情况、营收和维护花销情况以及财政经费的开支等情况向社会公众公开，将社会公众关心的各类信息一览无余地呈示，揭开一些不必要的神秘面纱，确保公众知情权的实现。

       应加强立法，使博物馆信息以法律化、制度化的形式公之于众。英国的《公民宪章》规定“公益服务的运作方式不应有任何秘密”，而我国目前还没有类似的立法，应尽早出台这样的法律法规或博物馆行业内部的规定，并在其中明确规定信息公开的范围、公开的程度以及未按规定进行信息公开的相关处理办法。有了相关硬性规定，博物馆信息公开就有了尺度，信息公开即由随意行为变为有法可依。有法可依就要做到有法必依。博物馆能否做到真正意义的公开透明，要由有效的监督来检验，有效的监督是实现公开透明的推动力量和关键所在。有了有效的监督想不公开透明都不行，“缝隙公开”“半掩公开”“通过窗户公开”等遮遮掩掩、口是心非的“伪公开”自然不会存在。当前，我国博物馆主要受政府监督，由上级主管部门对各项工作进行监督指导。博物馆要成为透明地带，不仅需要政府监督，也需要加强社会监督。政府监督属于内部监督，社会监督属于外部监督。作为外部监督的社会监督与政府监督相比具有不可代替的特殊作用。博物馆只有将各项工作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并接受社会公众的质询，才能切实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才能更有效地防止博物馆的行为失范、决策失误、权利失控，更有效地增强博物馆的公共服务意识和提高其公共服务质量。

       强有力的社会监督能够对博物馆工作的开展起到规范和制约效果，对博物馆来讲某种程度上是种压力，但这种压力也是博物馆发展的动力，社会监督应多层次、多渠道地开展。首先，应继续发挥新闻媒体、网络媒体宣传渠道和受众广泛的优势，通过广播、影视、报刊、杂志、网络等向社会公示本馆相关信息，接受社会公众对博物馆工作进行监督和评议。其次，设置观众留言板、意见箱，公开投诉电话、馆长邮箱，开设微博等接收观众对本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处理和回复，为公众答疑解惑。再次，对公众普遍关注的博物馆热点事项、重大发展问题召开听证会，广泛征求意见，使重大决策符合公众的意愿和期盼。最后，成立一个与博物馆没有任何隶属关系、没有任何经济瓜葛的第三方监督委员会，代表公众对博物馆进行监督。目前，世界上很多公立博物馆，都有一个与它无关的第三方监督委员会或理事会对其进行监督、评价，成员不拿博物馆一分钱，只是代表公众对博物馆进行监管，这个监管不是纯粹经济上的审计，而是从整个管理到文物价值的发挥，极大地保证了博物馆运行的透明度。我国博物馆应学习西方博物馆的成功经验，成立第三方监督委员会，建议监督委员会由律师、审计、体制外的专家等组成。

       公开透明是任何一个具有公益职能的机构赖以存在的基础，在信息交流数字化、公民民主权利普及化、公众知情权得到空前重视的今天，信息公开已成为博物馆发展的必由之路。信息公开是博物馆各项工作持续性的改进机制，也是博物馆以看得见的形式向社会公众展示其作为公益文化服务机构诚意的方式，是博物馆赢得社会公众信任和支持的不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