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市博物馆藏双丈八佛及相关问题探析

发表于《敦煌研究》2011第四期

作者：刘海宇¹，史韶霞²

（1.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2.青岛市博物馆，山东  青岛 266061）

[摘要]青岛市博物馆藏临淄龙泉寺遗址的一批佛教文物，包括两尊北朝丈八佛造像、两尊北朝菩萨造像、一件北朝大型石碑首、一件“龙泉寺记”石碑，这批文物保存完整，雕刻艺术精湛，是我国现存重要的北朝佛教文物。其中双丈八佛造像最为重要，本文通过对国内现存同类北朝丈八佛造像的比较，进一步探析丈八佛的起源以及“两佛并立”布局的深层社会文化因素。

[关键词] 青岛市博物馆  双丈八佛  两佛并立

青岛市博物馆藏两尊北朝丈八大佛，雕刻精美，保存完整，被称为“镇馆之宝”。该馆同时还藏有两尊北朝菩萨像，一件“双丈八碑苏公之颂”大型碑首，一件“龙泉寺记”石碑。根据碑首的自铭，我们把这两尊丈八佛称为双丈八佛。这批文物均系解放前从临淄县西龙池村龙泉寺遗址同时运来。我国现存北朝丈八佛造像已经很少，“两佛并立”的双丈八佛更是极为罕见。迄今为止的文章仅仅是对这批造像进行简单的资料性介绍，[1]尚未有人与其他同时期的丈八佛进行比较研究，也没有人探讨双丈八佛所隐含的深层社会文化因素。本文首先介绍双丈八佛以及相关文物的情况以及收藏经过，然后与国内现存其他北朝丈八佛进行比较，最后探讨丈八佛的起源以及“两佛并立”等相关问题。

1.青岛市博物馆藏双丈八佛以及其他相关藏品介绍

    双丈八佛现陈列于青岛市博物馆西区大厅，手部和足趾均残，为用水泥后补。两尊佛造像均面带微笑，稍显消瘦，螺发高髻，内着僧祗支，束带结于胸前下垂，外著褒衣博带式正披，衣纹的断面呈“V”字形，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与愿印，跣足站立于莲花座上，莲花瓣呈尖头状。这种形制是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实施汉化政策以后才出现的，是汉化服装在佛像上的具体体现。北京大学闫文儒教授据此判断：“这样的形象以全国石窟寺造像的分期，应在景明、正始以后，北齐北周以前，魏晋南北朝阶段中的第二期形象。”[2]两尊丈八佛形制非常相似而稍有不同，底座差异最大。左侧造像底座正面雕刻分三格，中间一格的正中刻一赤身力士头顶博山炉样的东西，其两侧相对各刻一罗汉，对博山炉顶礼膜拜，左右两格均刻三个浅龛，内刻坐姿小像，似为供养人及供养比丘的形象；右侧造像底座正面雕刻也分三格，中间一格的正中刻一带座背屏式的佛像，其两侧相对各刻一人，右侧人物似是僧人，单膝跪地，左侧人物冕服戴冠，左右两格均刻一个浅龛，内刻坐姿小像，也似供养人与供养比丘的形象（见图一）。两尊造像头部的后面均有上下两个用以固定的卯眼，或为安装背光所用。两尊造像的具体测量数据如下表：[3]

    两尊北朝菩萨造像现陈列于“青岛史话”第二展厅，头部均残，为后补。两尊造像均双肩著披肩下垂，胸前带项圈，腹前结僧祗支，跣足站立于莲花座上。两尊菩萨像的区别在于手的姿势和底座的不同，左侧造像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拿环状桃形法器而底座明显低矮，右侧菩萨左手施无畏印右手拿玉璧形法器而底座明显高一些。两菩萨应为阿弥陀佛的胁持菩萨，左为观世音菩萨，右为大势至菩萨。头部为后来用水泥重新做的，但是做成了有肉髻的佛头，配在菩萨的身上显得极不协调。具体数据如下：

    “双丈八碑苏公之颂”大型碑首也陈列于“青岛史话”第二展厅。碑首呈半圆形，高160、宽210厘米，正面正中阳刻两行文字，每行四字，篆书，“双丈八碑苏公之颂”，刻字处长55、宽36厘米。“双丈八碑”应指双丈八佛之碑。碑首背面两侧各刻两只蟠龙，头向下而尾部交叉于碑首上部，蟠龙中间刻一佛龛，龛内刻一佛两菩萨，中间佛像著袈裟，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与愿印，戴头巾，面部明显为妇女形象，两侧菩萨像也明显为妇女形象。佛龛右侧阴刻楷书铭文一行：“像主苏万基妻张供养”。妇女形象的一佛二菩萨极为罕见，应该与供养人为女性有关。关于像主苏万基，史书无载，难以查考。碑首的正面和背面的铭文拓片见图二。

    “龙泉寺记”石碑现位于青岛市博物馆院内，石碑为圆首，带底座，高220、宽80、厚28厘米。碑额四字“龙泉寺记”尚可释读，但碑文已经磨泐得非常厉害，基本不可辨识，无法知道碑刻的时代。

2.流传经过

这批造像和石碑原在淄博市临淄区龙泉寺，龙泉寺遗址位于临淄区西龙池村北，淄河东岸。民国九年版《临淄县志·古迹志》载：“龙泉寺在龙池西北淄水岸上，尚有石佛四，各高丈八尺。”此记载不确，如前文所述，实为两石佛高一丈八尺，两菩萨高一丈左右。同《临淄县志·金石志》记载曾有荷兰人欲购石佛而不可得。根据1962年青岛市博物馆实地调查资料，龙泉寺遗址面积大概有四五十亩，两尊丈八石佛原位于大殿内，居中面南并立，两尊菩萨在双丈八佛的南侧，坐东面西而立，菩萨头早已掉下，一个曾用作地界。[4]

1928年5月1日，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济南，日本为了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进而侵略山东，日军出兵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强行占领济南和胶济铁路两侧20华里的地区。龙泉寺正好位于所谓的胶济铁路20里以内，日本人于1928年7月15日劫取石佛和石碑，运至淄河店火车站，准备运往青岛进而从海路运至日本。7月24日，上海《申报》对此事加以报道，迫于中国人民的巨大舆论压力，日本人暂时未能运走石佛等大型文物，仅盗走了两件菩萨头像。1929年3月29日，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济案协定”，规定日军两个月内撤离，3月31日国民政府接收济南和胶济铁路，石佛和石碑等文物最终留在了淄河店火车站。1930年青岛四方机厂派出专列，把这批文物运至青岛，放置在四方机厂旁边的四方公园，后随着四方机厂的扩建，石佛所在区域成了厂区的一部分。

1979年7月，这批文物被从四方机厂原址运至青岛市博物馆永久收藏，由于石佛体量巨大，被放置于博物馆院内露天陈列。随着青岛市博物馆新馆的建成开放，1998年7月这批石佛和石碑又从大学路博物馆旧址迁移至梅岭路青岛市博物馆新馆室内，双丈八佛陈列于博物馆西区大厅，两尊菩萨像及大型碑首陈列在“青岛史话”第二展厅。

3.国内现存的北朝丈八佛

除青岛市博物馆藏北朝丈八佛之外，我国其他地方尚存几尊北朝丈八佛，有的还有确切的纪年，有必要进行比较研究，以探明这些佛像之间内在联系。

博兴兴国寺丈八佛

兴国寺丈八佛石造像位于博兴县城东南二十华里湖滨镇丈八佛村（原名寨高村）兴国寺原址，文革期间曾遭人拉倒，佛头也掉了下来，1979年修复，1998年由民间人士投资建大殿保护。石造像通高710，像高约560厘米，莲花座和方形底座通高155、宽280、长219厘米，据称此造像为我国平原地区发现的最大单体立式圆雕石造像。[5]造像高髻螺发，面带微笑，身着僧祗支，束带打结下垂于胸前，外穿褒衣博带式通肩袈裟，左手与愿印右手施无畏印，跣足站立于巨大的莲花座上，莲花瓣外端稍圆，莲花座下尚有一方座。方座南面正中刻一力士双手托博山炉，两侧各刻供养人像六人、供养比丘一人；方座的东西两侧各浮雕供养人像六人、供养比丘一人。根据兴国寺遗址所存明清两代重修兴国寺碑记载，兴国寺始建于天平元年（534），又根据1998年清理造像夯土台基所得资料，现在一般认为兴国寺丈八佛石造像雕造于东魏天平元年（534）。[6]

临淄西天寺丈八佛

西天寺石造像现存于临淄区石刻艺术馆，俗称“丈八佛”、“无量寿佛”，2006年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造像高约560、宽180、厚100厘米，螺髻高耸，面容稍显丰满，同样身着僧祗支，胸前束带打结下垂，褒衣博带式通肩袈裟，手部有残，作与愿印施无畏印，跣足站立于莲花座上，下无方座。从历史文献和雕刻风格判断，西天寺石造像应雕造于北朝晚期。[7]

诸城市博物馆藏卢舍那丈八佛头

1979年9月，诸城五金公司建筑工地的唐代龙兴寺遗址出土一件巨大的佛头像，高132、宽78、厚79厘米，头像螺发，肉髻缺失，面带微笑，稍显细长，眉间饰白毫，鼻尖及左颐稍残，颈部有用以修复的安装卯眼。据同出的唐开元二十年（732）“卢舍那放光碑”的碑文记载，佛像名称为“卢舍那丈八圣像”。唐代龙兴寺建在北魏大觉寺的基础之上，从头像的风格特征以及艺术手法判断，卢舍那丈八佛头像应为北朝晚期所雕造。[8]

偃师水泉石窟两尊丈八佛造像

偃师市寇店村南万安山上的水泉石窟正中雕造两尊立佛，高5米多，头部略残，额头宽平，袈裟通肩，衣纹细密，多平行线条。根据窟内题铭，可以知道此窟为昙覆在熙平二年（517）所造。窟外左侧摩崖大碑言明雕造石佛的目的：“比丘昙覆……归山自静，于京南大谷之左面私力崇营……皇帝陛下、皇太后敬造石佛……”。[9]碑文明确说明一窟之内“两佛并立”这种特殊布局的成因，是为皇帝和皇太后两人所造的两尊石佛，熙平二年是孝明帝幼年即位后改元的第二年，当时胡太后临朝摄政，所谓的“皇帝陛下、皇太后”指孝明帝和胡太后。

我们把上述四处丈八佛遗存与青岛市博物馆藏双丈八佛做一下比较，首先从雕造时间上来看，有明确纪年的是位于北魏近畿地区偃师水泉石窟的两尊丈八佛，雕造于北魏晚期的熙平二年（517），是我们研究北朝丈八佛的标准参照。青岛市博物馆藏临淄龙泉寺双丈八佛秀骨清像，两佛并立，应是北魏近畿佛教文化东传的结果。北魏于皇兴三年（469）攻占广固城（今青州），设青州刺史，下辖齐郡（治所今临淄）、高密郡（治所今诸城）等。 北魏晚期宣武帝景明元年（500）以后，青州地区流行身着褒衣博带式的通肩袈裟、面容清癯、表情慈祥的石造像。至东魏（534-550）和北齐时期（550-577），青州地区造像热潮愈演愈烈，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艺术遗产，迄今为止出土北朝石造像的地区有：青州、临淄、博兴、广饶、临朐、诸城、安丘等地。[10]山东地区的东魏时期造像与北魏晚期造像相比较，雕刻风格产生了一些变化，面相略显方圆，身躯丰厚而稍短，博兴兴国寺丈八佛和临淄西天寺丈八佛即属东魏时期的作品。

4.相关问题

1）丈八佛的起源

佛家的三宝为佛经、佛像和僧侣，佛像是修业的僧侣根据佛经所制作的礼拜对象，那么佛像的具体高度是多少呢？东汉时期，佛教传入我国后，一般认为作为佛的高度是一丈六尺，称“丈六金身”。《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汉明帝梦见高大的金人，臣下有人说：“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后汉书·楚王英列传》李贤注引袁宏《汉纪》曰：“佛长丈六尺，黄金色。” [11]东周时代，一般人的身高八尺称为“寻”，“寻”的倍数一丈六尺称为“常”，为当时常用的长度单位。到汉代，丈六的长度被赋予了某种高大神圣的意义，例如《汉书·五行志》载西汉哀帝建平三年（前4），“零陵有树僵地，围丈六尺。”《汉书·翟方进列传》载翟方进之子翟义起兵反抗王莽篡权，王莽杀害翟义后，在其家乡通道旁，“建表木，高丈六尺。”[12]《后汉书·舆服志》载千石、六百石佩黑绶，“三采，青赤绀，淳青圭，长丈六尺。”[13]《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是岁张掖郡删丹县金山玄川溢涌，宝石负图，状象灵龟，广一丈六尺”。[14]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丈六”条曰：

“身长一丈六尺，是通常化身佛之身量也。佛说十二游经曰：‘调达身丈五四寸，佛身长丈六尺，难陀身长丈五四寸，阿难身长丈五三寸，其贵姓舍夷一丈四尺，其余国皆长丈三尺。’行事钞下曰：‘明了论云：人长八尺，佛则倍之丈六。’业疏四上曰：‘佛在人倍，人长八尺，佛则丈六，并依周尺以定律吕也。’观无量寿经曰：‘阿弥陀佛，神通如意，于十方国变现自在。或现大身满虚空中，或现小身丈六八尺，所现之形皆真金色。’”[15]

既然“佛在人倍”，人有高矮，矮者七尺高者九尺，所以佛像的高度也有丈四和丈八的可能性。

我国有确切记载建造大佛的时代自东晋时期开始，开始时多为木雕或青铜铸造，造像高度以丈六为主，也有丈四和丈八的造像。唐代《法苑珠林》卷五十二载东晋康帝建元二年（344），昙顺于南林寺造丈八佛像。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五载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376-396）戴逵“善铸佛像及雕刻，曾造无量寿木像，高丈六，并菩萨。”[16]《晋书·恭帝纪》记载东晋恭帝“深信浮屠道，铸货千万，造丈六金像。”丈六石佛始于十六国时代北凉政权，唐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载北凉王沮渠蒙逊为其母造丈六石佛，时在宋元嘉六年（429）之前。北魏时期世祖太武帝于太延五年（439）平凉州，凉州的经像僧侣悉数迁于魏都平城（今大同），促进了北魏佛教的发展。但是好景不长，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七年（446）下诏灭佛，摧毁佛像、焚烧佛经、坑杀僧侣，佛教传入中国后第一次遭到了严厉的打击。但是佛教在北魏社会已经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为了巩固政权，文成帝即位以后旋即下诏恢复佛教，宣扬皇帝即为当今如来的思想，为使造像难以毁坏传之万世，开凿石窟，广造大佛。首先于兴光元年（454）秋在京师平城（今大同）的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17]和平初年（460），又令昙曜开凿云冈石窟，雕凿石窟五座，窟内各雕大佛一尊，“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世称“昙曜五窟”，即今云冈石窟中的第16窟至第20窟。其中第16窟为立佛，高13.5米，第18窟为立佛，高15.5米。显宗献文帝即位后，天安元年（466）在天宫寺造金铜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宣武帝时以玉造丈六像一尊，永平三年（510）冬，“迎置于洛滨之报德寺，世宗躬观致敬。”南朝梁释慧皎的《高僧传》记载南朝宋明帝时（466-472）造丈八金像，铸造四次均不成，就改为丈四金像。[18]

2）双丈八佛与两佛并立

北魏中晚期流行一种被称作“两佛并坐”的造像模式，有的是在一个佛龛中两佛呈“八”字形对坐，有的以金铜造像的形式呈“一”字形并坐，有学者统计仅云冈石窟就有385个“两佛并坐”的佛龛。[19]这种“两佛并坐”造像模式的佛经依据是鸠摩罗什所译的《妙法莲华经·见宝塔品第十一》，根据此品的经文，释迦牟尼佛在讲妙法华经时，自地中涌出七宝佛塔，早已灭度成佛的多宝佛坐在塔中听释迦佛讲经，多宝佛分塔中半座让给释迦佛，于是“两佛并坐”共同宣扬法华经宏旨。我们在造像的发愿文中也可以找到此类证据，日本东京根津美术馆藏太和十三年铭释迦多宝并坐像的发愿文说：“太和十三年三月四日，九门县南乡村宽法生兄弟四人为亡父母造释迦多宝。”[20]这种造像模式的流行同时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孝文帝在延兴元年（471）即位时只有5岁，其祖母冯氏把持朝政长达二十年，直至太和十四年（490）冯氏去世，当时文明太皇太后冯氏与孝文帝拓跋宏并称为“二圣”。显而易见，“两佛并坐”是太和年间“二圣”当朝的世俗皇权政治在佛教造像中的具体体现。

2004年9月7日我们曾就青岛市博物馆藏双丈八佛专门赴京求教于宿白先生，宿白先生指出两尊丈八佛如原位于一个佛殿内，可以称为“一殿两佛”布局，并指出可以把青岛市博物馆藏双丈八佛与偃师水泉石窟相互比较。参照上文“两佛并坐”式造像的命名方式，我们称这种“一殿两佛”的造像模式命名为“两佛并立”式造像。北魏太和年间虽然流行过“两佛并坐”的造像模式，但并没有“两佛并立”这种立佛的造像形式。现存两处北魏“两佛并立”的大佛造像，一处是青岛博物馆藏双丈八佛，另一处是偃师水泉石窟两尊并立的丈八大佛。偃师水泉石窟造像雕造于北魏晚期的熙平二年（517），碑文明确说明为孝明皇帝、皇太后胡氏造石佛，所以才会有“两佛并立”的特殊布局。孝明帝即位时只有6岁，其母胡太后临朝听政十余年，世称“灵太后”。显然，北魏晚期的“两佛并立”造像布局是北魏中期释迦多宝“两佛并坐”形式的继承和演变。结合青岛博物馆藏双丈八佛的雕造艺术特点，我们或可将其雕造年代具体到北魏孝明帝在位期间（516-528）。

结语

黄金昂贵，铜料可以制造钱币、武器和其他器物，所以南北朝的金铜大立佛没有一件保存到现在。本文介绍的青岛市博物馆藏双丈八石佛能存留至今，使我们得以窥见北朝佛教的兴盛和高超的造像艺术，实属难能可贵。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佛的高度一般被认为是一丈六尺，有时也雕造作一丈八尺和一丈四尺，青岛市博物馆藏大佛自铭为“丈八”佛。北魏中期以后流行的释迦多宝“两佛并坐”是文明太皇太后与孝文帝“二圣”当政皇权政治的反映，北魏末期的“两佛并立”是释迦多宝“两佛并坐”形式的继承和演变，体现了孝明帝即位之后灵太后当权的世俗政治在佛教造像艺术中的影响。青岛市博物馆藏双丈八佛是我国唯一保存完整的“两佛并立”式北朝佛造像，在研究北朝的佛教造像艺术和社会政治等诸多方面都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本文所用照片由青岛市博物馆石芃先生拍摄，拓片由青岛市博物馆姜乐平先生制作。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北京大学宿白教授曾给予指导性意见，临淄齐国历史博物馆韩伟东馆长提供相关材料并带领笔者去龙泉寺遗址进行实地考察，文章写成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张从军教授通校全文，我们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作者简介：

刘海宇（1970- ），男，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专业为考古学与博物馆学。

史韶霞（1966- ），女，青岛市博物馆研究部主任，副研究馆员。

[1] 时桂山：《青岛的四尊北魏造像》，《文物》1963年1期，65页；孙善德：《对<青岛的四尊北魏造像>一文的补充意见》，《文物》1964年9期，56页；青岛市博物馆：《青岛工人积极保护历史文物》，《文物》1972年5期，63页；《认真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青岛日报》1972年5月7日第三版；王集钦：《北魏石佛三次迁移记略》，《四方文史资料》，1999年版，251-256页；王莉等：《博物馆里的宝贝①镇馆之宝-北朝石造像》，《走向世界》2008年21期，86-89页。

[2] 青岛市博物馆藏1962年闫文儒教授关于北魏石造像的来信，内部资料。

[3] 时桂山：《青岛的四尊北魏造像》，《文物》1963年1期，65页。

[4] 青岛市博物馆李玉吾、时桂山1962年根据龙池村老干部李福隆（63岁）和小学校长李鲁村的谈话所整理的调查访问记录，内部资料。

[5] 舒立臣：《山东古文化遗址之：博兴“丈八佛”》，《走向世界》2004年4期，68-69页。

[6] 李少南：《东魏·兴国寺丈八佛像》，郭建芬等编著：《山东文物丛书  碑刻造像》，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427-429页。

[7] 临淄文物志编辑组：《临淄文物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年版，99-100页。

[8] 韩岗：《千年古刹龙兴寺》，《超然台》2006年1期。

[9] 宿白：《洛阳地区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167-168页。

[10] 刘凤君：《山东地区北朝佛教造型艺术》，《考古学报》1993年3期，合订本281-310页。

[11][宋]范晔撰：《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2922页、1429页。

[12] [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1413页、3439页。

[13] 同注11，3675页。

[14] [晋]陈寿撰：《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106页。

[15]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上海佛学书局，2004年版，442页。

[16] [唐]张彦远著、俞剑华注释：《历代名画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123页。

[17][北齐]魏收撰：《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3036页。

[18][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