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与保守，从几张书法看吕海寰的遗民思想

发表于书法丛刊（2018年5月）

作者：黄巧梅

       吕海寰（1842—1927），字镜宇，一字镜如，号敬舆，又号又伯，晚年自号惺斋，山东省莱州府掖县(今莱州市)人。是清末著名外交家，曾历任清朝江苏常镇通海道、内阁侍读学士、太常寺卿、通政使、户部右侍郎、督察院左都御使、出使德国兼荷兰钦差大臣，回国后先后任工部、兵部和外务部尚书,改订商约大臣，会办税务大臣，督办津镇铁路大臣、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等职务。是中国红十字会成立的倡导者、晚清法制改革的先行者。是民国时期颇有名望的遗民，曾在青岛居住。

       对于吕海寰等清代遗民来说，书法有着特殊的意义。进入民国，硬笔已经成为日常主要的书写工具，但清遗民们对毛笔的情怀无法割舍。他们大多生长于19世纪末，在科举考试废除前，自幼开始便长时间的接受毛笔的书写训练，因为这是参加考试的必要条件。在科举考试废止后，毛笔书写随即不被重视，教育中改用更为方便的硬笔来书写，毛笔书法成了专门的学问。但清遗民们认为，与硬笔相比，用毛笔书写代表了他们当年科举时代的辉煌和金榜题名时的荣耀，也体现了他们特有的社会地位与身份。在民国继承和流传下来的传统习俗，也让书法有了需求的条件和市场，因此遗民们会替人题字，题主和鬻卖书画；遗民之间在交往中也会效法古人吟诗唱和，互赠书法作品以表达情谊。

       吕海寰对书法的喜爱源于多年来传统文化的熏陶。1925年在民国时期，与冯煦、王秉恩等共同酌定王叔用的润例并启示，既是遗民之间相互扶持，也有推广书法之意。晚年喜爱收集名人字帖，曾与盛宣怀分享收藏宋拓《淳化阁帖》的经历。其遗留的书法作品较多，功底深厚，个人风格特点明显，多数是因社会交往相互赠予而作。青岛市博物馆现藏有其晚期书法作品六件。

       楷书七言两行十四字对联，"养身好守中和气，经世还抒磊落材。"上联题"献五姻三世兄大雅属"，上有双龙纹"卸赐福寿"朱文闲印一方。下联落款"八十老人东莱吕海寰镜宇甫书"，后钤"吕海寰"（白文方印）、"镜宇"（一白一红方印）、"尚书之章"（白文方印）印三方。这幅对联曾是清代湖南巡抚刘崐的自题联。清末，有些学者主张将礼学思想应用于社会实践中，这就是“礼学经世”。刘崐大力倡导经世致用学风，培养和扶持了一批清代能吏，对经世派的各派学说在清后期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经世”，即“经世致用”，是指称儒家极其关心社会、参与政治，以祈求达到天下治平的一种观念。从戊戌变法开始，清末部分知识分子非常推崇经世之学，学以致用。吕海寰曾出使德国兼荷兰钦差大臣，在西方国家驻留多年，从他根据出使的经验撰写的《奉使金鉴》中，可看出其经世之学的思路，从此对联的内容中也可看出吕海寰对经世之学的推崇。

       楷书对联"结交最晚情独厚，积德当年福自多"。上联题"松山仁兄亲家大人雅正"，上有双龙纹"卸赐福寿"朱文闲印一方。下联落款"镜宇弟吕海寰旹年七十有五"，后钤"吕海寰"（白文方印）、"镜宇"（一白一红方印）、"尚书之章"（白文方印）印三方。上联选自唐代诗人苏轼的《至秀州赠钱端公安道并寄其弟惠山山人》。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他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把佛家与老庄哲学融汇其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和文学风格。下联中关于福报的思想儒释道三家都有提及，佛教和道教中都有因果报应之说，此联内容可以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佛、道、儒对因果福报的一种解释，也是吕海寰在晚年对自己生命中        行善积德的一种总结，也暗含了民国时期清遗民们对佛教和道教崇尚的思想。吕海寰对苏轼特别推崇，书写中带有苏东坡的笔意。

       楷书对联“大翼垂天九万里，长松拔地三千年。”上联题"松山仁兄亲家大人雅正"，上有双龙纹"卸赐福寿"朱文闲印一方。下联落款"镜宇弟吕海寰旹年七十有五"，后钤"吕海寰"（白文方印）、"镜宇"（一白一红方印）、"尚书之章"（白文方印）印三方。这一对联的内容引自辛亥烈士焦达峰墓石栏门之联。焦达峰（1886-1911），字鞠荪，同盟会会员，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湖南浏阳人。他曾积极响应武昌起义，1911年战败被立宪派杀害，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追赠为大将军。采用这幅对联的内容，可以看出吕海寰对辛亥革命的烈士并不排斥。

       行书对联“万丈文章光日月，千秋浩气壮山河”。上联题"子贞二兄雅属"，上有双龙纹"卸赐福寿"朱文闲印一方。下联落款"镜宇吕海寰旹年七十有七"，后钤"吕海寰"（白文方印）、"镜宇"（一白一红方印）、"尚书之章"（白文方印）印三方。“文章光日月”此语曾出现在杨昌浚题仓颉祠：“神灵继一画天开，玉宇金书，从此文章光日月。”气壮山河比喻人的豪迈之气好像高山大河那样雄伟壮观。这个成语出自宋代《老学庵笔记》。

       行书屏节选《集圣教序》，共计四屏十一行，“是以翘心净土……苍生罪而还福”。 第一屏题"献五三兄姻大人雅正"，上有双龙纹"卸赐福寿"朱文闲印一方。第四屏落款"镜宇弟吕海寰旹年七十有七"，后钤"吕海寰"（白文方印）、"镜宇"（一白一红方印）、"尚书之章"（白文方印）印三方。

       行书屏节选《兰亭序》，共计四屏十一行，“永和九年……畅叙幽情”。第一屏题"松山仁兄亲家大人雅正"，上有双龙纹"卸赐福寿"朱文闲印一方。第四屏落款"弟吕海寰旹年七十有五"，后钤"吕海寰"（白文方印）、"镜宇"（一白一红方印）、"尚书之章"（白文方印）印三方。

       吕海寰写书法以互赠娱乐为主，从几套作品的内容可以看出，吕海寰作为清遗民，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晚年怀念旧友，享受与朋友诗酒唱和的安逸生活，重视传统的儒家文化和道教文化，对经世之学尤为看重，仍有心怀清帝，经世报国之念。作品的书写功底深厚，却无特别出彩之处，暗含了清末遗民的保守思想，字风带有浓厚的个人特点，有清末的时代风格痕迹，仿苏东坡笔意，从其书写的风格中也可以看出吕海寰自中年起，官海沉浮中奉行的“敏事慎言”的为官处事之道。这六件作品内容以引用为主，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一些遗民特质和处事的思想。

       全部六套作品都钤有“御赐福寿”和“尚书之章”的印章，这种以遗民自期的含义不言自明。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立法公布改用阳历纪年，吕海寰书法的落款拒绝使用民国纪年和阳历，亦不使用干支纪年，而是题款署自己的年龄。从落款方式和所钤印章上可以看出他的立场，这是在思想上对民国政府不认同的一种表现。不使用阳历是当时遗民的一种普遍做法，从这些特点中也看出他们对社会变革的不认同。

       吕海寰是民国时期典型的遗民，晚年经济无忧，平时喜爱交游，例如在青岛居住期间，参加周馥和劳乃宣在青岛组织十老会。他在人际往来上与保守的政治思想并非完全一致。除去遗老之间的交往外，与民国政要交往也颇深。1914年，在天津与潘守廉、靳云鹏等人组织山东旅津同乡会，被推为会长；在1926年直隶军务督办兼省长褚玉璞设宴招待天津名流，吕海寰就在被邀请之列；1927年吕海寰85岁生日之时，靳云鹏，潘守廉、王瀚章、张宗昌等民国要人前来祝寿，其子女也有与民国高官联姻，遗老子女的婚姻都由遗老包办，可见吕海寰与许多民国政要之间有着非常深厚的私人交谊。

       吕海寰在清末时期倾向于改革派，他在出使德国和荷兰时游历西欧诸国，西方科技和文明的进步，使其眼界大开。为了尝试让国人理解西方文化，对外传输清朝的观点和中华传统文化，20世纪初，他在上海与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一起重建尚贤堂，以作东西文化交流之用。但是吕海寰对西方文化的理解趋于保守，常以传统理学思想来解释新事物，在尚贤堂发表了《中国学界宜保存国粹于欧化之中》的演说，来表达中国士人在按照西方模式进行变革时，应以保存国粹为立国之本，不要盲目追随西方的观点，虽赞成改革，但希望在帝制的基础上进行变革，以传统的封建思想为主，这种思想的原因是传统文化根植于心，无法自拔。

       吕海寰在民国时期就任红十字会会长，是前清时期的延续。作为一名清遗民能继续成为红十字会会长，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辛亥革命并不彻底，清帝逊位后，民国政府没有力量掌控全局，大量的前清旧官在新政府中就职，尤其是袁世凯任民国总统后，大量启用旧官僚。吕海寰在民国政府任职也有自己的考量，清王朝灭亡后，如同许多忠于前清的官僚在民国政府任职，并非是对共和和民国的认同一样，生计所迫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清政府倒台，大量的官员失去了清朝的俸禄，在民国政府任职是无奈之举。吕海寰继续在红十字会任职，一是因为他是中国红十字会的主要发起者，对该会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是传统道家兼济天下思想的延续。再者进入民国继续任职，并在袁世凯政府担任顾问直到曹锟时代，生活福利也是重要的原因。民国时期，虽然红十字会是民间组织，但是与政府的关系密不可分，民国政府拥有对成员职务的任免权，吕海寰长期担任红十字会会长，既有红十字会远离政治角斗的中心，各派人马无暇顾及，也与吕海寰交友广泛，与各派别都有交流有直接的关系。

       通过这几幅作品虽无法窥其完全真实的内心想法，但可以看出吕海寰作为遗民，晚年生活丰富多彩，喜爱交友互动，怀有慈善之心和兼济天下之念，希望用经世之学强大中国，但“师乎古之变而变”的思想，是他多年之学始终无法突破的藩篱，晚年一直在保皇的路上奔走呼号，成为反动、落后和保守的代表。